李策安,1911年出生於襄陵縣安李村,原名治安,世以務農為業。幼年喪父,家境艱困。七歲入學,刻苦自勵,力求上進,學業優良。高小畢業後,於1928年考入省立運城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他接觸和閱讀了不少馬恩列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禮,並積極參加-,在鬥爭中不斷提高政治覺悟。日寇占領東三省後,他於1932年1月加入山西學生-團,與十多名進步青年赴河南洛陽向蔣介石-,要求抗日,抵禦外敵。同年10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畢業後,曾在襄陵第三、第四高校任教。由於思想進步,執教有方,深為師生所敬佩。在四高校任教時,曾與喬貫五、狄香山等同誌團結起來,反對校長的保守思想。
麵對戰火紛紛的混亂時局,李策安以堅定的信念尋求救國安民之策。1936年冬,他考入“山西臨時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在太原學習了十多天後,“西安事變”發生了,薄一波同誌給他們講了一次話後,他和曹凱、席文敏等同誌一同分配在新絳縣第四區工作。發動與組織抗日,發展“犧盟會”會員,招考國民軍官,送到太原去學習,先後搞了3個月。
此時,犧盟襄陵縣分會也在襄陵二區(汾東)鋪開工作。於是,他回到家鄉,從事犧盟會公開工作他積極宣傳、組織、武裝群眾抗日。襄陵人民武裝自衛第二中隊在鄧莊第三高校訓練時,他多次去給隊員講話激勵,指導工作。1938年,他接替喬佩之,擔任了襄陵二區區委組織委員。
1939年上半年,黨組織派策安去孝義北方局黨校訓練班學習。當時交通沿線已被日軍嚴密-,通過敵占區危險很多,策安欣然前往。學習中,他強烈地組織觀念、刻苦學習的勁頭和愛國憂民的情懷,受到了黨校領導和同事的高度評價,0完成了訓練學習任務。1939年9月,太嶽二地委根據當時形勢,決定成立臨襄汾東、汾西縣委。李策安同誌被任命為臨襄(汾東)縣委組織部部長。
當時襄陵汾東情況十分複雜嚴峻,日、閻、偽、匪等多種勢力交織在一起,黨的工作十分艱苦。但李策安卻迎難而上,於1939年10月,硬是在敵人的炮樓下,在自己的家鄉安李村發展黨員,成立了安李村黨支部。為防萬一,李策安經常對自己的妻子說:“萬一被人家抓住了,你就說你什麽也不知道,打死也不能說!”當時,李策安忙於工作,家裏的什麽事也顧不上。他說:“分家咱們什麽也不要,隻要打跑了日本鬼子,咱們就會過上好日子。”當時,妻子不僅要照看一個2歲、一個6歲的孩子,還要操持家務,照顧婆婆。組織開會時,還要放哨,其家人的付出之多可想而知。
正在此時,汾東辦事處主任郭鬆如因過河到縣政府匯報工作,在剛過河的當天晚上,在他家劉莊被駐在趙曲的日寇逮捕了。這對汾東工作是個很大的打擊。在這一極端困難的時刻,我213旅五八團政治部主任郭壽天於9月間率領二營東渡汾河,到塔兒山開辟抗日根據地。但不幸被漢奸告密,遂發生了震驚襄陵的“橋兒上事件”。
麵對辦事處主任郭鬆如被敵逮捕和郭壽天等同誌犧牲這一局麵,臨襄(汾東)縣委在安李村李策安家中開會,並約李廉卿(王守業)參加。會上,李策安和大家一起分析當時的形勢,並就黨的鬥爭策略做出了調整,確定了汾東辦事處主任人選。
李策安同誌對黨無限忠誠,對革命堅定不移,他曾對李平甫同誌說:“咱們參加革命,頭可斷,骨可碎,而誌不可移。”當時革命鬥爭處於艱難之時,他無所畏懼,毫不退縮,熱情更高,千方百計掩護同誌。如高月梅、李昆山,王守業、喬貫五等,均是其忠誠戰友,常居他家,保證了黨的工作順利開展,打開局麵。策安學習認真,雖在緊張工作之時,也要擠時間學習,特別是黨的刊物更是認真閱讀。他對同誌的思想教育極其關心,並耐心啟發誘導,不少同誌在他幫助下提高了思想覺悟,堅定了革命信念,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為黨作出了貢獻。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前夕,在沁源參加全省犧盟代表會議會議的犧盟鄉寧中心區宣傳部長張靜波回到臨汾縣河東麥旺子村,向犧盟鄉寧中心區負責人王仲英、劉舒俠、楊立奇、汾城縣長嶽維藩、襄陵縣長紀錦章、中共臨襄(河東)縣委書記喬克勤等傳達了薄一波“準備雨傘”的指示,並研究決定依靠臨襄河東建立塔兒山根據地。
“晉西事變”發生後,臨襄(河東)縣委書記喬克勤回到太嶽根據地。1940年1月,張靜波、王岱東回到襄東,找見臨襄縣委負責人李策安、張平以及襄東人民武裝自衛隊領導人姚登山等,傳達了麥旺子會議精神,做出了成立襄東抗日遊擊大隊和襄東抗日區政府的決定。這時,河東黨組織的處境更加險惡。但是策安同誌不畏艱險,依然盡已所能,團結和保護著河東黨組織的負責同誌。特別是喬貫五,因家在鄧莊,距趙曲比較近,所以很少回家。1940年2月7日(臘月三十),喬貫五要回鄧莊老家過年。李策安的母親和妻子再三挽留,讓他在家過春節。可喬貫五說:“大家都忙著過年,情況不會有危險吧!”因此在臘月三十下午太陽落山時辭別策安一家回家。沒想到由於漢奸告密,正月初一天不亮就被捕,後因營救無果,喬被敵人殺害。
策安同誌勤奮工作,不怕艱苦,勞累成疾。1940年麥收後轉赴太嶽區醫院治療。走到臨襄(汾東)縣委機關駐地洪洞裏開村後,因病情嚴重,已無法行走。但當時國民黨洪洞縣長李宜選不斷帶兵襲擾。組織確定由剛從襄陵河東轉移到當地的李庭芳負責,將李策安同誌護送到後方醫院治療。於是,李庭芳沿途要擔架,終於把李策安同誌轉移到了設在沁源與沁縣交界處的山溝關村的後方醫院。當時醫院裏傷病員很多,條件也很不好。睡覺便是打地鋪,而且都要自己動手到山上割野草當鋪草,防寒防潮的效果都很差。
時值8月下旬,山區已是寒氣逼人。李策安同誌穿著單衣,且又病的不輕,勢必在醫院過冬。所以,為過冬計,李庭芳返回襄陵取棉衣。李庭芳回到鄧莊後找見了地下聯絡站的高飛同誌,搞到了棉衣。送到了太嶽二地委。因李庭芳另有重要任務,二地委的領導安排另外的人給在醫院養病的李策安送棉衣。
但當時正值日寇對晉東南進行大掃蕩,戰況緊急。李策安身拖病軀,知自己無法和大家一起轉移,他對王錫章說:“現在日偽大掃蕩,我不能為抗日救國出力了,我兩個兒子長大,一定叫他們為黨工作!”
1940年9月6日,日寇進襲沁源,策安在轉移中不幸被俘,被殺害於沁源尚義村,時年29歲。
李策安,1911年出生於襄陵縣安李村,原名治安,世以務農為業。幼年喪父,家境艱困。七歲入學,刻苦自勵,力求上進,學業優良。高小畢業後,於1928年考入省立運城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他接觸和閱讀了不少馬恩列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禮,並積極參加-,在鬥爭中不斷提高政治覺悟。日寇占領東三省後,他於1932年1月加入山西學生-團,與十多名進步青年赴河南洛陽向蔣介石-,要求抗日,抵禦外敵。同年10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畢業後,曾在襄陵第三、第四高校任教。由於思想進步,執教有方,深為師生所敬佩。在四高校任教時,曾與喬貫五、狄香山等同誌團結起來,反對校長的保守思想。
麵對戰火紛紛的混亂時局,李策安以堅定的信念尋求救國安民之策。1936年冬,他考入“山西臨時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在太原學習了十多天後,“西安事變”發生了,薄一波同誌給他們講了一次話後,他和曹凱、席文敏等同誌一同分配在新絳縣第四區工作。發動與組織抗日,發展“犧盟會”會員,招考國民軍官,送到太原去學習,先後搞了3個月。
此時,犧盟襄陵縣分會也在襄陵二區(汾東)鋪開工作。於是,他回到家鄉,從事犧盟會公開工作他積極宣傳、組織、武裝群眾抗日。襄陵人民武裝自衛第二中隊在鄧莊第三高校訓練時,他多次去給隊員講話激勵,指導工作。1938年,他接替喬佩之,擔任了襄陵二區區委組織委員。
1939年上半年,黨組織派策安去孝義北方局黨校訓練班學習。當時交通沿線已被日軍嚴密-,通過敵占區危險很多,策安欣然前往。學習中,他強烈地組織觀念、刻苦學習的勁頭和愛國憂民的情懷,受到了黨校領導和同事的高度評價,0完成了訓練學習任務。1939年9月,太嶽二地委根據當時形勢,決定成立臨襄汾東、汾西縣委。李策安同誌被任命為臨襄(汾東)縣委組織部部長。
當時襄陵汾東情況十分複雜嚴峻,日、閻、偽、匪等多種勢力交織在一起,黨的工作十分艱苦。但李策安卻迎難而上,於1939年10月,硬是在敵人的炮樓下,在自己的家鄉安李村發展黨員,成立了安李村黨支部。為防萬一,李策安經常對自己的妻子說:“萬一被人家抓住了,你就說你什麽也不知道,打死也不能說!”當時,李策安忙於工作,家裏的什麽事也顧不上。他說:“分家咱們什麽也不要,隻要打跑了日本鬼子,咱們就會過上好日子。”當時,妻子不僅要照看一個2歲、一個6歲的孩子,還要操持家務,照顧婆婆。組織開會時,還要放哨,其家人的付出之多可想而知。
正在此時,汾東辦事處主任郭鬆如因過河到縣政府匯報工作,在剛過河的當天晚上,在他家劉莊被駐在趙曲的日寇逮捕了。這對汾東工作是個很大的打擊。在這一極端困難的時刻,我213旅五八團政治部主任郭壽天於9月間率領二營東渡汾河,到塔兒山開辟抗日根據地。但不幸被漢奸告密,遂發生了震驚襄陵的“橋兒上事件”。
麵對辦事處主任郭鬆如被敵逮捕和郭壽天等同誌犧牲這一局麵,臨襄(汾東)縣委在安李村李策安家中開會,並約李廉卿(王守業)參加。會上,李策安和大家一起分析當時的形勢,並就黨的鬥爭策略做出了調整,確定了汾東辦事處主任人選。
李策安同誌對黨無限忠誠,對革命堅定不移,他曾對李平甫同誌說:“咱們參加革命,頭可斷,骨可碎,而誌不可移。”當時革命鬥爭處於艱難之時,他無所畏懼,毫不退縮,熱情更高,千方百計掩護同誌。如高月梅、李昆山,王守業、喬貫五等,均是其忠誠戰友,常居他家,保證了黨的工作順利開展,打開局麵。策安學習認真,雖在緊張工作之時,也要擠時間學習,特別是黨的刊物更是認真閱讀。他對同誌的思想教育極其關心,並耐心啟發誘導,不少同誌在他幫助下提高了思想覺悟,堅定了革命信念,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為黨作出了貢獻。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前夕,在沁源參加全省犧盟代表會議會議的犧盟鄉寧中心區宣傳部長張靜波回到臨汾縣河東麥旺子村,向犧盟鄉寧中心區負責人王仲英、劉舒俠、楊立奇、汾城縣長嶽維藩、襄陵縣長紀錦章、中共臨襄(河東)縣委書記喬克勤等傳達了薄一波“準備雨傘”的指示,並研究決定依靠臨襄河東建立塔兒山根據地。
“晉西事變”發生後,臨襄(河東)縣委書記喬克勤回到太嶽根據地。1940年1月,張靜波、王岱東回到襄東,找見臨襄縣委負責人李策安、張平以及襄東人民武裝自衛隊領導人姚登山等,傳達了麥旺子會議精神,做出了成立襄東抗日遊擊大隊和襄東抗日區政府的決定。這時,河東黨組織的處境更加險惡。但是策安同誌不畏艱險,依然盡已所能,團結和保護著河東黨組織的負責同誌。特別是喬貫五,因家在鄧莊,距趙曲比較近,所以很少回家。1940年2月7日(臘月三十),喬貫五要回鄧莊老家過年。李策安的母親和妻子再三挽留,讓他在家過春節。可喬貫五說:“大家都忙著過年,情況不會有危險吧!”因此在臘月三十下午太陽落山時辭別策安一家回家。沒想到由於漢奸告密,正月初一天不亮就被捕,後因營救無果,喬被敵人殺害。
策安同誌勤奮工作,不怕艱苦,勞累成疾。1940年麥收後轉赴太嶽區醫院治療。走到臨襄(汾東)縣委機關駐地洪洞裏開村後,因病情嚴重,已無法行走。但當時國民黨洪洞縣長李宜選不斷帶兵襲擾。組織確定由剛從襄陵河東轉移到當地的李庭芳負責,將李策安同誌護送到後方醫院治療。於是,李庭芳沿途要擔架,終於把李策安同誌轉移到了設在沁源與沁縣交界處的山溝關村的後方醫院。當時醫院裏傷病員很多,條件也很不好。睡覺便是打地鋪,而且都要自己動手到山上割野草當鋪草,防寒防潮的效果都很差。
時值8月下旬,山區已是寒氣逼人。李策安同誌穿著單衣,且又病的不輕,勢必在醫院過冬。所以,為過冬計,李庭芳返回襄陵取棉衣。李庭芳回到鄧莊後找見了地下聯絡站的高飛同誌,搞到了棉衣。送到了太嶽二地委。因李庭芳另有重要任務,二地委的領導安排另外的人給在醫院養病的李策安送棉衣。
但當時正值日寇對晉東南進行大掃蕩,戰況緊急。李策安身拖病軀,知自己無法和大家一起轉移,他對王錫章說:“現在日偽大掃蕩,我不能為抗日救國出力了,我兩個兒子長大,一定叫他們為黨工作!”
1940年9月6日,日寇進襲沁源,策安在轉移中不幸被俘,被殺害於沁源尚義村,時年29歲。
同年(公元1911年)出生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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